eo 第二，利率上升可能加快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甚至捅破房地产价格泡沫。
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举债，因此地方政府债务也局限于养老金缺口、对地方国有企业的隐含担保等或有债务。2012年，中国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资本账户赤字。
银行理财产品在2011年与2012年间出现爆发式增长，其管理资产规模由2009年底的1万亿人民币上升至2012年底的7万亿人民币，2013年6月底进一步攀升至9万亿人民币。中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从对外部门开始，随后传递至私人部门，进而传递至公共部门，最后传递至对外部门，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利率水平快速上升将会带来两种不利后果：第一，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财务负担加剧，从而不得不进入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在这一当口，爱尔兰政府对坏账潜在规模以及自身财政实力均作出错误估计，居然承诺为本国金融机构的资产提供全额担保，这就导致爱尔兰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直线飙升。这些合作与银信合作的逻辑基本上相似，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仅提供通道服务，赚取手续费，而风险最终仍由商业银行承担。
而一旦中国开始面临经常账户赤字，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将会由低估转为高估，中国对短期资本流入的依赖性将会上升，而短期资本流动大进大出对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破坏性也会相应上升。一方面，中国目前房地产行业已经出现一些泡沫迹象，一线城市房价远远超过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与房价房租比所能解释的程度，部分二三线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状况。以北京为例，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都市，运营的地铁总长度仅372公里，人均不到2厘米，天津、重庆更是缺乏，这些离国际尚有较大差距，纽约市公共交通占总交通量的53%，市区铁路共27条，长443公里，所有车站通宵服务。
第三，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空间依然存在，这也是促进人口流动、缩短通勤时间的重要举措。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建立一个透明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风险预警机制可能是比较迫切的。所以，投资的区域、领域、行业都将会因各地已有的存量建设、未来的要素变化、以及更为重要的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而有所差异化。换言之，通常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房产税对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也愈来愈重要。
另外，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结构上看，中国铁路建设相对滞后，依然存在较大投资空间。（2）在现有改革试点方案中，出让之后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工业、商业、旅游、服务业等经营性开发，但通常禁止进行商品房住宅开发，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
从这些新城镇化模式的内容可以看出融资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将会更多偏向民生领域，而这些也是政府和老百姓最关注的方面，解决好这些问题，能成为很多官员最大的业绩，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西部、环渤海以及中原地区更是远远落后世界平均水平。（4）土地流转收益通常被要求用于农民社保、农村公开基础设施建设和现金分成几个方面。而对于中国而言，房产税可以改变土地收入的时间流，是改变中国目前过度土地财政进行城镇化建设融资的可选方案。
其三是使人口在不同区域、城市之间的流动更为便利，以实现人口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在所期望的地方就业。有些改革内容比较容易达到共识，也容易推进，可以先行一步，有些改革的影响比较广，则需要事前的充分试验，方可推广。这种较大的差距意味着，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量上看，可以大致测算2012-2020年的不同区域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量将达40多万亿，同时看到中部地区的投资需求最大，达到19万亿，其次是环渤海地区。其次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这方面则是要在一次分配环节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占比，在二次收益环节，改革土地出让金的用途，以更大的比例用于城市转移人口的公共支出。
也不会有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一轮投资拉动内需、加入WTO与外需强劲增长时的处处基建需求。未来的保障房建设仍然需要为外来流动人口和城市最低收入家庭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为城市夹心层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过渡性住房、为城市棚户区家庭提供回迁和安置住房。
大致测算来看，对于现有流动人口，有至少1万所小学、400个剧场和50万张医院床位需要投资建设。其次，尽管经过近年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考虑到下一阶段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持续推进，仍将产生进一步的建设需求。
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则要求由较高层级政府向较低层级政府转移，以确保每一级政府拥有足够的收入以提供适当质量的基本服务。未来财政的关键在于处理政府间的关系，改革的路径则存在三个可能：财权改革、事权改革和转移支付体系改革。总体上中国城镇化的融资方式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支撑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只要看新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就可以。首先，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空间仍然存在，然而，下一个十年，既不会有像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大量历史欠债造成道路、电力、通讯、港口等普遍短缺的现象出现（2）在现有改革试点方案中，出让之后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工业、商业、旅游、服务业等经营性开发，但通常禁止进行商品房住宅开发，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
事权改革的关键则是重新分配承担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责任，将责任从较低层级政府向较高层级政府转移。换言之，通常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房产税对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也愈来愈重要。
中国要采取新的城镇化模式 《中国地产总裁》杂志：您一直在关注城镇化问题，并认为城镇化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把钥匙，中国应该采取新的城镇化模式。总体上中国城镇化的融资方式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支撑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
并且随着基本的道路、桥梁等建设完善之后，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就愈显重要，城市污水的处理、燃气管道的铺设、城市绿化、垃圾处理、公园的建设等公共设施投资续期加大。投融资主体需要转变，融资方式需要转变，而且不再走过去遍地开花的老路，需要更多考虑地方的产业转移、人口流动等因素。
因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融资体系下，税收体系、财权和事权划分、土地财政、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和地方债务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彼此制约的，所以需要考虑一揽子改革方案中不同内容的协调配合以及对经济的总体影响。这种新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关键点：其一是使集聚效应和分工效应在生产率提升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中国地产总裁》对巴曙松研究员专访稿件, 原文由《中国地产总裁》杂志记者岩竹整理）文章来源：摘自《中国地产总裁》2014年7月刊 来源：《中国地产总裁》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镇化 。这种举世瞩目的城镇化速度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贫困陷阱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3）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式可以是出让、出租、入股等，从而决定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方式可以是出让金、租金、分红等，流转和收益方式更为多元化。对于金融改革，中国需要改革金融业从而使之可以更可持续地为未来的城镇化提供资金。
首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潜在方向是直接入市，核心是突破政府的垄断供地，实现土地供给市场的同地同权流转。未来财政的关键在于处理政府间的关系，改革的路径则存在三个可能：财权改革、事权改革和转移支付体系改革。
您能解释下您看到的不同融资需求都有哪些吗？ 巴曙松：这些由于新城镇化模式带来与以往不同的融资需求，其实很容易理解。在发达国家，房产税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也是主体税种。
只要看新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就可以。而为了发挥财政和金融体系在未来城镇化融资中的作用，需要对整个体系进行全面系统性的一揽子改革。目前来看，长珠三角的城市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最高、中部地区远远落后，但即便是长三角地区也尚不及欧盟国家1990年的水平。以北京为例，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都市，运营的地铁总长度仅372公里，人均不到2厘米，天津、重庆更是缺乏，这些离国际尚有较大差距，纽约市公共交通占总交通量的53%，市区铁路共27条，长443公里，所有车站通宵服务。
其二是使人口城镇化居于更核心的地位。（4）土地流转收益通常被要求用于农民社保、农村公开基础设施建设和现金分成几个方面。
首先，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空间仍然存在，然而，下一个十年，既不会有像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大量历史欠债造成道路、电力、通讯、港口等普遍短缺的现象出现。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20-25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后半段，意味着城镇化率将从50%提升到70%，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将面临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拐点。
另外，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结构上看，中国铁路建设相对滞后，依然存在较大投资空间。您的依据是什么？ 巴曙松：关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其实可以从以往的数据中得到一些端倪。
